都是「那些酒鬼」惹的禍？重新反思「酒精」之於生活的意義
法蘭克辛納屈説：「酒精可能是人類最大的敵人，但《聖經》教我們要愛我們的敵人。」如果世間真的有分別善惡的邊界，酒精或許是在這條邊界上遊走地最為從容的一種事物。
根據全球疾病負擔報告，酒精是造成人類疾病負擔的第四大危險因子，我國衛福部主管物質濫用的心理口腔衛生司司長甚至說：「酒精是台灣最嚴重的物質濫用問題。」撇開這些高砲數據，大概也沒有人不了解飲酒可能對自身健康、社交生活或他人帶來的傷害。
但或者是將這些傷害視為生命必經的冒險與跌宕、或者是選擇以「利大於弊」式的效益論述強調酒精能帶來的益處，人們在了解其風險的前提下，仍毫無怨言地與這個「人類最大的敵人」翩翩起舞。
當自認發明現代足球但表現甚差的英格蘭，即將贏得 12 年來第一場世足淘汰賽之際，英國一間公關公司民調發現：高達八成的民眾表示如果英格蘭贏球，他們隔天「絕對會因為宿醉請病假」。這樣的坦蕩甚至是自豪，可能是酒精使用者獨有，如果民調改成詢問「會不會因為呼麻請病假？」或是「會不會因為拉 K 請病假？」，恐怕就不會獲得那麼多共鳴。
這樣類比並不純粹是把酒精拽到跟這些傳統意義上的「毒品」同樣的地位。換個方向想，為何這些傳統意義上的毒品不能被抬升到跟酒精一樣的地位呢？古柯鹼真的有比酒精壞那麼多，以致於我們竟被剝奪了享受古柯鹼的自由，而只能屈就於酒精嗎？你說酒精有其源遠流長的文化，那古柯鹼就沒有嗎？
飲酒只要「適度」，就沒有關係？
酒精在人類文化中獨尊的地位，其中一個原因來自「適度飲酒」這個觀念的存在。
沒有「適度吸安」，沒有「適度拉 K」。在公眾意識裡，使用毒品──不論多寡──都是需被譴責和避免的。在使用毒品的世界裡沒有所謂「可接受的程度」，但在飲酒的世界裡就有。飲酒可以解渴、助興、解憂、酬賓、達禮、結拜、泯仇，當然，只要不要喝「太多」就好──但是真的只要不要喝太多就沒事嗎？
《台灣衛誌》是台灣公共衛生學會所發行的學術期刊，在其 6 月的出刊中有一篇由台灣（陽明大學、國家衛生研究院）及英國（倫敦國王學院、倫敦大學學院）學者合作的文章，探討在台灣人之中，單次大量飲酒（也稱「狂飲」，binge drinking）或頻繁飲酒者是不是有更高的機會發生事故傷害（例如跌倒、燒燙傷等）或是酒後駕車被取締。
這篇研究發現有狂飲習慣的年輕人（18 到 39 歲之間）比從來不喝酒的人更容易跌倒，也更容易因為酒駕被攔檢。這樣的結果也許相當直觀，也符合常人經驗，畢竟飲酒越多，平衡感、知覺、意識越容易被影響。但特別的是，這篇研究還發現有在喝酒但不會狂飲（也就是會喝酒但是每次喝酒不會喝很多）的年輕人也比不喝酒的人更容易跌倒和被燒傷。
都是「那些酒鬼」惹的禍？
「好吧，你說不管喝多喝少都有問題，難道你要我們完全不喝酒嗎？」
上個世紀初期美國禁酒令的失敗殷鑑不遠，認清酒精對人類健康和安全的傷害，目的並不在於把酒精從地表上消滅，而是要改變社會面對酒精危害「關注個體更勝於群體」的觀念，和每個人心中將酒精危害「他者化」的潛意識。
酒精對社會的危害並不像我們嘗試相信的，只是來自那些「喝到不醒人事」的「酒鬼」；我們每個人在面對這個具神經抑制性和成癮性的物質時，都不是我們寧願想像的那麼堅不可破。
《酒杯裡的謀殺》一書的作者、紐約大學群體健康學教授 B. H. Lerner 在書中指出，那些酒駕被取締的人常常都覺得這是他們「大致守序而負責任的長期飲酒生涯裡的一個小意外」，但事實上他們通常都已經有多次酒駕的歷史。
當媒體上出現酒駕肇事殺人的新聞時，我們很容易被激起悲傷或憤怒，認為這些草菅人命的駕駛人簡直是社會敗類，轉完新聞後我們關上電腦，因為稍後有其他覺青好友相約小酒館，要喝「覺青喝的酒」，喝到松壽路上的霓虹微醺地散開。可是不要緊，因為我們喝的不是酒，是鄉愁、是馬克思、是安溥和第十七波女性主義，而且我們不是酒鬼。
喝覺青喝的酒喝到松壽路上的霓虹微醺地散開，不見得有什麼本質上的錯誤，但是必須釐清的是，微醺的我們與那些「酒鬼」之間並不存在一條多明顯的「適度／不適度飲酒」的界線。如同那些自認初犯的酒駕者，許多因為飲酒而對自己或他人造成的傷害，正是因為錯誤地相信自己落在這條界線的安全側。
更進一步地說，正是這樣專斷隨機的二元論，讓人們相信只要有理由說服自己是在「適度」的一側，就沒有社會責任、就擁有道德的制高點，可以繼續一邊喝酒，一邊將酒害視為他人的責任。因此矛盾卻真實地，對適度飲酒缺乏自省的追求，正是不適度飲酒存在、茁壯、散播的根基。
重新反思「酒精」之於生活的意義
回到《台灣衛誌》上的這篇研究，或許它帶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，就是我們不能期待透過「矯正」或「消除」那些「狂飲者」，解決酒精對社會帶來的巨大危害。到頭來，酒害所以猖獗如斯，是整個社會的共同責任，包括每一位自詡的「適度飲酒者」。
酒精不會從社會上消失，但是透過系統性的政策來減少人們對酒精的暴露，譬如世界衛生組織所建議的，以酒稅或價格機制來減少需求、酒精廣告露出的規範或限制、限制酒精販售的時間與地點、落實酒後駕車政策、向酒精使用疾患者提供介入協助，乃至於進一步反思酒精在我們生活中那些看似不可或缺的角色，究竟是如何透過文化歷史與權力建構而來──相信「酒精危害」這個「人類最大的敵人」兼「台灣最大的成癮問題」，是可能被慢慢改善的。
